秦直道及其兴废历程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护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和联系，对于全国的水陆交通建设十分着力，除了以秦国和山东六国故地的旧有道路为基础广治驰道以外，还陆续兴修了南起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北）、北抵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的直道，以及联系西南夷地区的五尺道和沟通岭南地区的兴安运河（灵渠）等一系列的水陆交通路线。

直道与驰道虽然都是秦王朝全国陆路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驰道是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在秦故地与六国境内的旧道基础上兴修的道路网，而直道则是三十五年（前212年）为防御匈奴新建的专用军事交通线。但目前学术界多将直道与驰道混为一谈，简单地认为直道是秦驰道网中的一条道路，甚至有人以秦直道为秦将蒙恬所修则必经蒙恬驻地上郡（治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南）为由，断定秦直道是由秦代经过上郡的驰道改建而来（王开主编《陕西古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这是因为，在秦直道修筑的起讫时间与工程分期，经由路线及其兴废历程等一些基本问题上尚存在诸多不同看法，值得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关于秦直道的始筑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皆有明文记载，谓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当了无疑问。不过秦直道究竟完工于何时？修筑秦直道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史籍语焉不详。学界一般根据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八月间胡亥等人曾经由直道南返咸阳事断定秦直道即竣工于这一年，也就是认为秦代修筑直道只用了两年半时间（王开主编《陕西古代交通史》）。实则这样的结论并不合乎历史情况。《史记·蒙恬列传》云：“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司马迁既然明确说“道未就”，可见当秦始皇崩逝沙丘，蒙恬含冤而死之际，直道并没有竣工。这样的推论还可以找到其它的证据。据《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矫诏僭立后，“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繇无已。”这说明发端于秦始皇的直道工程，实与阿房宫工程一样，一直持续到二世时期。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史记注》条谓：“始皇崩于沙丘，乃又从井陉抵九原，然后从直道以至咸阳，回绕三、四千里而归者，盖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若径归咸阳，不果行游，恐人疑揣，故载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虽君父之尸臭腐车中而不顾，亦残忍无人心之极矣。”顾氏之语虽然尖刻，但却道出了当时的实情。看来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天下时，原本可能也有从新开辟的河南地南返咸阳并检察直道工程进展情况的打算，但东游途中暴崩沙丘则为其始料未及。二世为避天下疑揣，选择尚未竣工的直道南归，确为当时具体情势所迫。大约是亲历直道后，颇受其中颠簸之苦，秦二世日后才有了续修直道的举措。

结合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夏直道已经可以粗通车马的情况来看，秦直道工程乃肇于始皇而成于二世，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历时约五年之久，其中前二年多为第一期工程，虽粗可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二年多则为第二期工程，修缮之后，直道才完全竣工。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兴修驰道，次年即可“东行郡县”（《史记·秦始皇本纪》）。驰道网如此迅速就得以形成，主要是借助了秦故地与六国境内的旧道基础，直道则明显不同，因为完全是新开的道路，加之修筑于子午岭峰巅之上，“堑山堙谷”，工程相当繁杂艰巨，故修筑工作历时稍长于驰道。

司马迁虽然明确地记载了秦直道的起迄地点和里程，但遍检《史记》全书，却无法发现云阳与九原之间任何其它的具体经由地点，这为后人留下了一桩千古遗案。所幸后来的地理志还保留了一些相关记载。据唐代初年成书的《括地志》记载，庆州华池县（今甘肃省华池县东华池镇）西45里子午山上有秦时的故道。唐中后期的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中也说：“秦故道，在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始皇三十年（引者按：当作三十五年），向九原抵云阳，即此道也。”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的百万分之一0·N·C（OperationalNavigationChart）片上，显示出陕甘两省交界的子午岭山脊上确有古道路存在，这应是《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秦故道”，亦即秦直道。经过近20多年来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多次实地调查，秦直道的具体走向和经由路线已基本清楚。秦直道由云阳林光宫首途，就进入甘泉山。甘泉山为子午岭南端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直道离开林光宫后就进到子午岭中，循岭北行。经今陕西省旬邑县东的石门关，北行至凤子梁，再经今甘肃省正宁县刘家庙子林场、黑马湾、野狐崾岘、南站梁，而至今陕西省旬邑县雕岭关。从雕岭关开始，直道循子午岭主脊，大致呈西北走向，过陕西省黄陵县艾蒿店、甘肃省襄乐县五里墩，到达兴隆关，再经甘肃省合水县的黄草崾岘到青龙山，沿合水、华池两县分水岭向西北沿伸，到华池县的麻芝崾岘。然后纵穿华池县境，经大红庄、墩梁、老爷岭、新庄畔、羊沟畔、黄蒿池畔、深崾岘、高崾岘、墩儿山，过打扮梁的雷崾岘、五里湾、张新庄、田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的丁崾岘、墩梁，直达营崾岘。营崾岘是秦直道与明长城的重合之处，也是一处交叉的十字路口。直道沿明长城内侧向西北沿伸，经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白出长城，入陕西省定边县的马崾岘，重合之处长达20公里。从定边县南境起，直道折向东北，经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红庆河，再转向北行，过东胜市西的二顷半、海子湾、城梁，直抵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在此渡过黄河，就是今包头市西的秦九原郡治所在地。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秦直道确实与秦上郡驰道无关。秦直道作为一条新修的特殊道路，是由九原直通云阳，并未绕道经过上郡，全长“千八百里”，约合今700余公里，其道路北口与南口大体南北相对，所以才有“直道”的名称。

秦直道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势力南侵而兴筑的，所以与秦长城一样，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程。早在秦昭王时期，秦国的北部边界就已扩展至黄河南岸，与黄河之北的赵国的云中郡隔河相望。为了巩固边防，秦昭王曾在秦国北陲修筑长城，由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北行经上郡之北，又东北蜿蜒至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秦统一六国后，版图既已扩展，旧日的长城随即失去了本来的作用。这时匈奴的气焰还没有完全低落，于是秦又新筑长城，西段沿用秦昭王旧城，中段和东段则因用赵、燕长城的故迹加以增葺，首自临洮，循贺兰山、阴山山脉，东至辽东，东西绵延万余里，创造了世界奇迹。三十五年（前212年）又使蒙恬修筑直道，不迂回上郡和云中，而由云阳北出直抵九原。新筑的直道与新修的长城呈丁字相交，加强了秦都咸阳所在的京畿关中与北方河套地区的联系，使得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进犯。

秦朝灭亡以后，直道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汉初年，匈奴贵族势力曾两度试图进犯关中，其中一次入萧关，直抵雍县和甘泉。既然匈奴奴隶主有意窥伺甘泉，为什么不从九原直接南下，却要远远绕道六盘山下？在子午岭的东西，分别是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游牧民族南下侵犯中原地区，一般都是取道河谷。而当时洛河河谷和马莲河河谷都没有受到骚扰，这又是什么原因？推究其实际情况，正是子午岭上增添了一条直道，使得匈奴贵族不能不有所顾虑。他们虽然暂时控制了河南地，也不敢长期盘踞。当时匈奴左贤王曾一度占据阴山和河套地区，但不久又复撤走，就是这个缘故（《史记·匈奴列传》）。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自泰山复东至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书·武帝纪》），所走的正是直道。这次巡幸，司马迁曾经随行，故而能将直道的起讫地点明确记载下来，并说“行观蒙恬所为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史记·李斯列传》），对秦人开辟直道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历史总结。西汉时期不仅积极利用秦时所修的直道防御匈奴南犯，而且对于直道的维护也曾有所着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北地郡新增了直路县和除道县，这两县正分别设在子午岭段直道的南北两端，显然是为了加强对直道的控制。

唐朝建都于长安，强大的突厥族雄峙于漠北，频繁南侵关中。唐太宗时期，突厥一次进犯，十万铁骑直达渭河岸边，兵锋威逼长安。后来唐王朝转守为攻，再夺河南地，设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控制阴山防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直道联系北边诸军要镇的作用仍显而易见。